这些年关于论文署名问题一直在各种意见、指导、规则等文件中被提及。实事求是地说，我其实没有怎么思考过这个问题。一方面，我确实从来没有遇到过论文署名纠纷，文章作者都是工作的实际参与者或研究平台的主要提供者。另一方面，身边年长一些的共同作者本身就都是学术声望很高的科学家，他们基本都对自己的学术声誉看的很重，随意挂他们名字是自己找抽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也意识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所发论文的“档次”一直较低，到不了让人垂涎的程度。
最近在Plant Journal上发了一篇唯一作者的研究论文，受到了很多署名质疑，让我开始意识到署名问题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，不再那么单纯了。上线后，一些同事和同学在送祝贺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意见。最典型的意见就是：“你好歹也挂挂学生，他们需要文章凑简历”。另一种意见是认为我应该让学生做一作，我自己做通讯作者。一开始我并不理解这种说法的缘由和背后的逻辑。近期的某次酒后，一位生物医学的同事告诉我，作为独立PI，当通讯作者才是倍感荣耀的事情，一作会拉低自己层次；另一位朋友说教授自己做一作，会影响招生的（听的我可惊悚了）。我心里很清楚，他们是在指点我，可能大环境下就应该如此。不过，我还是反问了几位关系很好的朋友：“我有十来个学生，他们确实没有参与到这个工作，我该挂谁呢？”有些人没有回答，也有人回复给“最需要的人”。很显然我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。
更为神奇的是当大牛专家们看到我把这个论文作为‘成果’列在汇报材料中后，特别地询问是个什么文章，并严肃指出评论性质的短文是不应该作为‘成果’的。很显然，他们不相信也不太愿意接受一个唯一作者的研究成果。可以预见，这个‘另类’文章后续还会给我带来很多问题甚至是质疑。
春节期间，一位北京大学的微信朋友在新年祝福信息中，给出了另一种意见。他原话是“您前段时间的独立作者论文我看到了，很好，保持住！曾有一段时间我很悲观，感觉中国科学永远都做不好，“讨好”或行政/权利干预严重，真正的学者少之又少….您给了我一点信心和Light”。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其实挺震惊的，看来我对学术圈的认识还是太肤浅了。
其实，独立作者在西方学术界并不少见，当然主要还是以文献综述、点评、软件包开发应用等类型为主，试验性研究论文相对要少一些。我今天粗略调研了一些我所在的作物学领域国内单位作者，确实发现无论哪种类型的论文，独立作者的论文都极少，近几年几乎没有。更多地是很多同等贡献作者（共同一作和共同通讯），非常明显地，多个同等贡献作者的趋势愈演愈烈。几本一区期刊所发表的国人的文章，已经很难看到唯一一作和唯一通讯作者论文了。加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发现，作者越多，引用越多。或许这也是近年来大肆鼓吹所谓交叉合作的一个原因之一？
虽然我也十分认同交叉合作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观点，但是我其实不看好当前模式下的所谓交叉合作研究。主要原因是（我所见的）都是把利益放在合作的首要位置，而不是解决问题本身；手握资源的‘大家’掌握着‘合作’的绝对主动权，很多合作是‘被迫’的。这几年参与了一些评价改革讨论，几乎每一次都会有人提出共同作者算成果积分时应该鼓励合作，同等贡献作者应该被“平等”对待。即如果某期刊论文积分A分，每一位同等贡献者都应该记A分，而不是现在常规的同一期刊的论文得分一定，同等贡献作者以某种方式分享。我在很多场合都提过反对意见，但是多次被怼。我的理由有两个：一是即然选择合作，要么是解决更大的问题（那就去拿更高的得分），要么是同样的时间里干更多的工作（积攒更多总分）；二是在同一期刊发表的论文（实际上现在的评价就是评价所发的期刊）应该避免共同作者多的价值就高的怪象，即然都是根据期刊来赋值，就应该确保同一本期刊发的论文得分一致（如果是根据文章价值来评价，则另当别论）。当然，评价系统本身的公平很难权衡，不同既得利益者所站的位置不一样，自然诉求不一样。实际上，这几年越来越多的‘大科学家’已经没有什么唯一通讯论文了，都是共同。当通过‘共同通讯作者’方式跻身制度制定者后，未来的唯一作者可能就是有违‘学术道德’了吧。规律！
后记：隔天参加了某个大佬云集的学术年会，现场从院士到各类人才都一致（达成共识）认为现在所谓的大文章，越来越靠作者声势浩荡。某院士出于对单位发展需求告诫一众人，全国范围内的合作甚至全球多国多单位的“合作”在当前农业生物领域NSC文章中趋势越来越明显，尤其是中国区的文章。他还说，同样的文章，作者来自一家中国单位的可能投过去编辑懒得看就拒稿了，但是如果作者来自很多单位，尤其是还有欧美澳单位的，编辑就会觉得作者都声势浩荡，内容应该差不到哪去。